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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观点】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 路径与议题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3-15阅读次数:251次

写在开头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对话是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议题。本文尝试指出,这样的对话可能会经历三个阶段: 社会理论与社会工作、为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和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这三个阶段的核心路径是联结、融合和建构。

本文《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 路径与议题》转载于《学海》2018 年第01期,实际以原刊为准。

 

社会工作一直以来都被批评“缺乏理论”,甚至有“反理论”或“无视理论”的倾向,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社会工作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取得足够的、令人信服的进展,在学科竞争之中就会被边缘化。为了回应这一挑战,西方社会工作界的主流观点是经由证据为本的实践运动,以干预研究推动社会工作科学的建设目标。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以科学为取向的社会工作有滑向微观、抛弃宏观使命之危险。实际上,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和政治性同等重要,这是社会工作的“社会”之维的设定。回到“社会”的社会工作就需要重新整理自己的理论基础,与社会理论的对话就顺理成章了,这是因为社会理论可以帮助社会工作理解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

应该说,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有着很多共同的理论议题。比如,Elliot( 2014) 认为,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主题是: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现代社会的共识与冲突程度; 变化或社会转型; 性别; 社会世界与情感世界或公共世界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而言,以上议题都是深嵌于以改变为目标的社会工作实践的全过程,因为改变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对改变的共识与冲突、“公”与“私”的界限,等等。

进一步而言,要考察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就要将其置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这无疑与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经典社会理论具有强烈的相关性。因为他们建构的理论体系就是为了回应现代社会的兴起,也就是波兰尼意义上的“巨变”。为此,他们提出了保卫社会的不同路径,这实际上铺陈了社会工作多元视角的思想基础。总体而言,社会工作是西方现代性兴起的伴生物,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保护体系的。与之类似,又有所不同的是,社会工作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之后回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服务体系发展不充分的必然选择。社会工作的发展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社会”不断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经典社会理论的关切,但又不能简单沿用,而是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反思和重审。

因此,无论是当代社会理论,抑或是古典社会理论,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样的关联无疑成为重新概念化和理论化社会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因为社会工作理论自身的发展脉络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可资利用的思想基础,特别是缺乏对宏观社会结构的把握和对社会整体变迁的考察,聚焦于个体的理论不足以回应社会处境的复杂多变。生态理论这一广泛使用的社会工作理论,初看起来,包容性很强,但总体而言只是描述性的,并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和洞察力的理论解释,因此它很难类似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它的兴起成为后续诸多社会学理论流派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工作理论尚未建构出一个“靶子”理论,诸多理论是沿着各自的路径建构起来的,相互之间的对话与关联较弱,无法确立基础性的概念链条和学术理路。

尽管社会工作理论界认识到与社会理论进行联结的重要性,但这一领域的进展是缓慢的。1996 年英国出版了《社会理论、社会变迁与社会工作》 ( social theory,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work) 一书,这是系统讨论社会工作、社会理论与社会变迁的肇始。随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有了更多的人跟进这一方向,包括 Paul Garret 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Christopher Thorpe 的《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 social theory for social work) 和散见于各个期刊的文献,但总体而言尚未形成具有强大学术影响的专业共同体。

近十年来,我国社会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当然也遭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是否具有独立的学科身份。社会工作目前是作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设的二级学科,这一安排的科学性的确有可商榷之处。但正如笔者多次强调的,在短期内,社会工作与社会学联系在一起发展是有意义的,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强化社会工作的宏观使命和理论反思,也许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科体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实践体系。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也许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迫使社会工作深入思考理论体系建设这一个核心议题,其中一个面向就是加强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对话。这样的理论对话可能会经历三个阶段: 联结、融合和建构,分别表现为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 social work and social theory) 、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 ( social theory for social work) 和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 social theory of social work) ,前面两个阶段大体上与 Paul Garret 和 Christopher Thorpe 的理论追求类似,第三个阶段是希望社会工作应该有更高的理论目标———在社会理论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 联结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联结这一路径沿袭的社会工作的“理论外借”传统,尝试将社会理论的概念和框架引入社会工作,从而增强社会工作的理论反思性。应该说,就社会工作理论的早期发展而言,社会工作引入了社会学、心理学、心理咨询的理论进展并融合了系统理论、生态理论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外借理论是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一个重要特色。

从近年的文献可以看出,社会工作已致力于与社会工作理论的联结。Garret ( 2016) 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是代表性著作,该书讨论了现代性这一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社会工作作为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现代性概念的设定和后现代的冲击。Garret 进一步讨论了社会理论家葛兰西、布迪厄、哈贝马斯、霍耐特、弗雷泽、博尔坦斯基、希布佩罗、内格里和巴迪欧与社会工作的关联。这样的关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社会工作的使命、宗旨与过程。

社会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抽象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联结,就是为了将抽象的社会理论纳入社会工作的理论视野,将社会工作理论概念转化为社会工作可以使用的专业术语,这样可以补充社会工作理论性之不足,强化其对现实议题的理论解释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反思性实践。比如,弗格森从吉登斯的理论出发,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要从解放政治改变为生活政治,这就是对社会工作的新阐释,这是为了回应社会进入所谓的晚期现代性以及社会的个体化进程( Ferguson,2001) 。

然而,这样的联结可能会让社会工作迷失于社会理论的复杂论争与歧见,或流于口头或文本上社会理论概念的堆砌,而没有真正服务于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更进一步而言,这样的联结可能有其先天的不足,那就是,社会工作如果盲从于社会理论的述说,可能会沦为其注脚,而失去其自主性,相反强化了社会工作的知识屈从地位。因此,社会工作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消化和吸收社会理论,从而促进社会工作专业目标的实现。比如,有学者就以布迪厄为例指出需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融合,布迪厄的理论对于社会工作的意义不能只是简单地沿“场域”“文化资本”“惯习”等几个核心概念,而是在于以布迪厄倡导的关系主义为路径去理解社会工作,这样就提供了一种从关系而非实体的角度考察社会工作的宗旨、目标、过程与模式的可替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Emirbayer & Williams,2005) 。这就是要形成“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

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 融合

为了社会工作的理论是致力于解释社会工作面对的各种情形,从而为反思性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而社会理论关心的诸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化、个体化、时间与空间、身体与情感、结构与能动性、历史与文化、批判与重建等议题,都是社会工作需要面对的理论议题,是在社会工作实践之中不断浮现出的困扰。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社会工作因为过分追求临床化和技术化,而忽视了与社会理论的融合。当社会工作不断回归其“社会”使命的时候,社会理论就是绕不开的资源。比如,布迪厄的《苦难的世界》是关注弱势群体体验的重要文本,有助于反思社会工作的社会处境。他特别指出,“只讲生存条件的深重苦难而排斥其他一切困苦,无疑于对很大一部分反应社会秩序的困苦视而不见和不理解。”( 布迪厄,2017) 这显示我们需要更为全面的社会视角,将社会理论融合进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成为社会工作理论的构成性要素。

索普的著作以“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为题,考察了现象学、符号互动论、埃利亚斯、福柯、布迪厄、女性主义和全球化理论对于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 ( Thorpe, 2017) 。但这本著作是探索性的,尚未真正实现“融合”的目标,只是对理论的罗列,还没有形成从社会工作的视角重新阐释社会理论的学术理路。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有学者尝试将社会理论融入社会工作,重新确立社会工作的理论视域,且开创了新的社会工作理论流派。阮新邦( 2003) 倡导基于哈贝马斯建立诠释取向的社会工作,这明显有别于实证主义的进路,融合了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概念。存在主义是一个哲学思潮,但存在主义社会工作就是具体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又如,福柯讲话语、主体与权力,叙事治疗就是将这一理论实践化为重新书写生命的故事,围绕的是话语的解构与叙事的重构。再如,女性主义对正统理论体系与知识框架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坚持认为应坚持多元的认识方式,而非一元的认识论,特别是指责实证主义这一所谓的主流范式具有压迫性; 质疑以往的理论和知识是以研究男性为聚焦而形成的,隐含男性话语霸权,而女性切身的领域与议题被忽视和压抑; 反对研究者将男性样本的研究发现推及总体,因为将男性的经验作为衡量女性经验的标准尺度并不合理( Dominelli,2012)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就试图从女性自身的境遇与不同的声音出发,开展以女性为中心的实践,回应不同群体体验和境遇的多样性,从而带来新的改变可能。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融合为社会理论的实践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笔者把它称之为 doing social theory 或 practicing social theory,或许可以翻译为实践社会理论。Ife( 2016) 甚至认为,社会理论与社会工作的融合,可以形成社会工作的新范式。如果说,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启蒙为本的社会工作理论致力于以科学的方法提供答案或实践指引,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和女性主义范式下的社会工作,就是后启蒙的社会工作,而后启蒙社会工作理论的出发点是提出问题,而答案是因不同的情境而异变的,并不具有一般性。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融合,可以确立“为了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性概念架构。

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 建构

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社会工作可以促进社会理论的发展,从而形成基于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这是因为,社会工作者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与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有着极为频繁的接触,能更为深入地认识很多个人、群体、组织和社区的困顿体验和在困境之中展现能动性寻求改变的场景,这样“实践”、“过程”、“直觉”就成为建构社会理论的中轴概念。

社会工作的“实践”是直面生活本身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回应社会理论的关切,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布迪厄,都对实践有非常深入的论述。从建构社会理论的角度,社会工作的“实践”,可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本身,而不是以理论替代生活,来认识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乃至各种不同群体的遭遇,特别是能够真正切近那些社会科学研究习惯上忽视的“社会底蕴”( 杨善华、孙飞宇,2015) 。“社会底蕴”之中就蕴藏了很多可以转化为概念的言说,这样的言说可以抵抗或修正现有的理论,从而形成新的理论叙事,这样的理论是真正贴近日常生活本身的社会理论,可以解释个体生活实践的细节。

社会工作的长期介入和持续的跟进可有助于直接观察“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可以看到“变化”的动力、阶段、节点、障碍、反复等等,从而探索建构基于“过程”的社会理论。本人最近的一篇论文指出,基于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社会工作的目标可以表述为: 知变、适变和求变。知变、适变、求变是“位育”概念的进一步操作化,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就是希望调节人与情境之间的关联,这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基础( 何雪松,2017) 。

社会工作者因其扎根基层社会,而对很多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这样的直观感受在理论建构之中较少受到重视。理论或研究方法可能会格式化我们的思维,而只是关注理论所限定的方向。但直觉可以实现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物本身”,重新看到以前之所不见。因此,直观是反思个人的体验与更大的社会结构脉络之间的关联的重要基础,关注这样的“直观”,是“现象学还原”,是寻求这一种替代性社会理论的方法论前提。

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重视实践、直观和过程。行文至此,也许读者认为,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侧重微观,而忽视宏观。对此,需要做出两点进一步的说明。

第一,社会工作对宏观和政治议题的重审是具有社会理论意义的。这样的重审既是对社会工作微观化与临床化的纠偏,也是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化话语的侵蚀,更是基于专业实践驱动的社会理论层面的反思与探索。社会工作的现实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意识形态、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因为社会工作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宏观政治议题,这是社会工作的“政治重返”( Gray &Webb,2009) ,是对社会工作科学的再平衡。鲍威尔指出,社会工作是有政治任务的,这就是回应社会排斥和社会不公平,从而建构一个更加公平与正义的社会 ( Powell,2001) ,这样的议题毫无疑问是需要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理论视域进行讨论和思考。进而,有学者认为,宏观取向的结构社会工作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批判社会理论( Mullaly 2007)。这是因为 结构社会工作沿袭了社会批评的传统,但在此基础之上建构了一个基于实践的宏观社会工作理论,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呼应了社会批判理论强调解放与改变的现实期待。

第二,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可能为建构解释中国社会变迁的社会理论铺陈现实基础。社会工作的发展涉及一个核心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是有了社会组织就有了“社会”吗? 是有了志愿者就有“社会”吗? 是有了居民参与就有了“社会”吗? 中国实践意义上的“社会”是西方理论意义上的“社会”吗? 更有,我们讨论政社分工与合作,政府和社会的边界在哪里? 诸如此类的问题,实质上都是根本性理论问题。现实在不断展开,“社会”在不断成长,但它们可能并不符合我们的理论想象,这是因为现有的社会理论也并给没有给出全部的恰切的答案,这恰恰就是理论可以生长的现实土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工作的现实发展与专业实践的重要性,是超出专业本身的,是具有深刻的社会理论意涵的。

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对话的最终目标是建构自主性的理论体系。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在社会工作理论的基础之上,寻求与社会理论的对话。从社会工作与社会理论的联结,社会工作与理论的融合,再到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都是服务于建立主流的理论框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方向。这要求,社会工作不再局限于强调“用”和“做”,而是越来越关注理论化。社会工作研究者要实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角色整合,从而成为理论“构建者”。

要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我们必须尽快实现从知识的消费者到知识的生产者、从理论的转述者到理论的创造者的转换,这就要求我们有明确的理论自觉和智识追求。这样的自觉和追求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们需要厚实理论素养,在古今中外的社会思想基础之上传承创新,勾连历史与现实,贯通中国与西方,破解社会工作实践发展与理论创新的难题与困惑,比如,阐明“社会”在中国语境的确切意涵和成长的路径,这样就有可能在社会理论的高度提出原创性学说,这就构成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的内在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我们又要扎根社会工作一线,从切己的关怀出发,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领域、实践领域与政策领域反思社会工作的理论前提,建构具体的有成效的、可推广的实践模式和“中层理论”,这样的理论可以累积为贴近中国实际的社会工作理论体系,如果这样的理论又能够回应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理论议题,就可以贡献于社会工作的社会理论。

 

作者简介

何雪松,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华东理工大学国际社会工作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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