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  |  English

资料库
当前位置首页 >> 资料库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郭圣莉 :社会治理当中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治理矛盾分析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3-15阅读次数:135次

本文基于郭圣莉教授在2017年12月24日华东理工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发言整理而成,略有修改,经发言人审阅。整理人:权淑娟。如需引用、转载,请标注来源出处。

社会治理当中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治理矛盾分析

我一直都是做比较微观的研究,今天来了这么多大腕儿,都是讲大问题的,前面又是徐老师精彩的历史分析,今天我也跟随大师的脚步,就讲点宏观的,讲讲我的想法。

前段时间做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课题申请,这里面问题很多,核心涉及到顶层设计和下面基层治理之间的矛盾问题。

这一矛盾从纵向看,在中央层面虽然是一致的,但从功能上有国家和政党不同的逻辑;在国家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个秩序的问题,即国家通过管理实现的秩序。政党那边我称为统治的问题,逻辑上略有不同。从中央逐步向下,有城市、社区、小区,越往下,社会的面向越大。从上面来说,国家完全可以用行政那一套,越往下走就越不行;对基层政府来说,就直接面对着一个社会了。徐老师刚才讲了纵向的历史过程,其实早先就是经济体制的变化,计划经济的时候用它的方法可以,但随着市场经济出现,社会面向开始多了。这个时候,在基层社会就面临了管制方式要发生变化的问题。变化过程中,管理上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核心在于,如何动员社会?因为都不行动,不参与。不行动,不参与都等着政府,政府当然不堪重负。

另一方面,动员社会,里面有个矛盾。动员社会的目的是让社会有活力。可是一旦社会动员起来了,从不愿意参与到慢慢活跃,最后出现一个社会的活力或社会自主性,可能就要right、power这些东西。这里表面上是权力的冲突,其实还包含着统治和秩序之间的矛盾。在中央层面,在最高层,需要专断性的权力,要求随时能够采取行动,保持基本统治秩序。但同时在管理层面,国家层面,城市层面,有一个规范性的权力。需要理性化,与社会进行合作等,要求动员社会,又有可能引发稳定等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种冲突。到底怎么做?

第二个问题,从城市层面看,我们都是处于党的领导下,都在那个框架里,但作为城市管理者,还是有个秩序性的问题。新的变化社会下,在地方社会,政府要发展,要应对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需要把秩序放在前面,解决社会规范性等各种社会发展问题,单靠政府本身已经应付不了发展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需求,所以要解决不参与的问题。这个不参与,怎么动员?以什么形式?动员到什么限度?各个地方的城市,现在发展得非常快。这两年有了一些变化,真的出现了很多新的东西。

我跑了很多地方,认为城市发展及其治理创新,受两个变量的影响:一是市场。市场的发达程度,会影响社会,有一个社会的领域,不同的发展程度就导致社会管理方式不一样;第二跟市场结构有关。比如上海,市场结构跟浙江、成都都不一样。不同结构,导致后来的社区发展模式不太一样。第二个变量就是政府能力。比如上海,太有能力太有钱,所有都可以解决掉,1+6改革,4万多社工一下子就上去了,而成都就有点不一样。能力还包着理念的维度。不同的治理方式与一地政府的理念有很大关系。但理念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不同?和资源之间有什么关联度?理念优先还是资源优先,这是一个考量度,我们可以分析,在同样的统治秩序下不同城市会有不同。

在现有的体制下,城市社区体制仍然没有独立性,受城市政府的管理,行政性的力量就比较可控。但到小区,就不一样,小区的形式各种各样,因为居住小区是最民间化、最难管的。我这两年做业委会研究,发现它是一个巨大的“江湖”,但这个“江湖”恰恰是社会学者觉得是很好的一个社会的空间,民间的空间。可是令政府非常头疼,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到底怎么做?你不管,它就一塌糊涂,要么就是强人统治,要么就是互相打。所以政府很头疼,政府要不要干预?干预的边界在哪里?用什么方式?到底我们需要公民,还是需要个人化的东西?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说白了,就是利益之争,私利。但是市民社会,其核心就是从个人权利利益出发的,怎么从纷繁的各种利益出来,给它有个社会自我统治的上升框架?上午何老师讲,中国经济已经解决了,就是市场配置,争论的无非是政府的干预程度。社会现在我们还没有树立这样一个东西,或者说达成社会领域治理的共识机制。社会空间怎么界定?基层治理重心下移,落到什么程度?如果比较小区是属于私权的空间,从理论上应他们自我解决,但要运行好,这里就有个公共精神建立问题?从私利走向公益,哪怕是小区内的公共也很艰难。到底怎么确定?是社会自主还是行政下沉?在中国的背景下特别是维稳需求下,比较复杂。

第三,刚刚讲的是纵向的,我们看横向。所有的国家,都面临着秩序建构。纵向层级之间的关系建构在国家整体横向关系的框架下。在西方国家,无非就是国家、市场、社会、法治、舆论,互相之间有个衡平。在有些国家就有这样的平衡系统,各个系统互相规范,保证了国家整体系统的秩序。权力与权利之间不会存在对抗危险。但我们国家,社会自我驱动的机制还没有建成,没有办法和国家相互衡平,靠市场也衡平不了。其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既发展社会活力,又保持统治秩序?怎么建?衡平系统怎么建?现在我们是一层层往下,党都是最重要的领导力量,如何在这个框架下构建国家治理的衡机制?作为整个社会体系,怎么衡平?成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网络开始出现了,网络有点衡平的因素。有点公共领域的意思。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就是先从社会公共领域建立,然后建立讨论的系统、批判的系统,让社会自我发展。社会建设,无非是空间和时间的问题。你给它多大的空间?多少时间?给一个什么样的框架。

还要回到一点,顶层设计、基层治理的问题。顶层设计,有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怎么框定?这一块要强调法治化,有了法治化,下面的创新、很多东西,就敢做。地方政府、基层管理者不会因为怕犯错不敢创新。而社会也有个稳定的预期,否则社会发展很难。比如费很大的劲的创新,一个政策就没了。费很大劲终于把小区物业搞好了,因为一个东西就垮了。另外,“新时代”也要考量现实,不是我们想怎样定义“新时代”就怎么定义,我们回到历史看,今天社会发生了很多跟传统不一样的变化,比如新阶层、新技术、流动性社会,新技术的预期非常厉害,比如人工智能,到底会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不清楚。我希望这个“新时代”,在考量设计的时候大家能考虑这一点,否则基层怎么做,都很艰难。

最后就是基层。还是共同体的方向,没有这个共同体的方向,所有建设都是空的。比如刘老师说的垃圾治理,我们需要积极公民。我也在社区里做这些事情,培养志愿者体系。目前很多地方引进台湾社群营造。台湾很核心的一点,就是从“私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也就是说社区营造是在政治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会涉及到政治性的风险才去做。完全是社会问题,希望在台湾的社会里构建出公共精神。公共精神并不是否认个人权益。它是承认每个个体、个人的自我需求、自我利益需要,这个体系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

最终,还是还权、赋能、归位。有这种理念,敢做,慢慢还权,社会治理权利本来就是民众的,所以不存在你给人赋权的问题,权利本来就是人家的。现有总说素质差,不具备条件等等,社会从来没有自治过,这个过程中,得给他时间、机会、培育机制,让他慢慢有能力,等到这些都做出来了,政府就可以归位。做自己应当做的事。社会也发展起来,衡平机制就出来了,那统治、秩序也会达到一个平衡度。

我就讲这些,不知道是这么隆重的一个会议。上午临时想了这么一些东西,做了简单的PPT,请大家批评。

 

Copyright © 1994-2014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