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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童星: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
作者: 发表时间:2018-03-15阅读次数:126次

本文基于童星教授在2017年12月24日华东理工大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讨会》发言整理而成,略有修改,标题由整理人添加,未经发言人审阅。整理人:曹国慧。如需引用、转载,请标注来源出处。

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

今天的会议是要讨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我也讲讲我的研究经历。2012年我拿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现在徐永祥老师拿到的这个题目,位置调了一下,“社会体制改革”摆在前面,“社会治理创新”摆在了后面,就说明五年有进步了。说明我们现在社会治理的创新,已经破题了,而且破得比较开,继承了很多,创新的东西也出来了。五年前这个题目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社会治理创新上突破,现在这个题目主要是在社会体制改革上突破。

结合我的研究,我想谈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社会体制,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二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需要是什么?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三是社会体制改革如何改?

一、社会体制的内涵、社会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社会体制的概念我们一直在讲,但是我们所讲的社会体制,是什么体制?我们大家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体制,但这个“中国特色”具体内容是什么?没有说清楚。现在我们说“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原来叫“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没有界定社会体制,只界定了社会治理体制。而社会治理体制或者说社会管理体制,是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因为十八大就讲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十八届三中全会除了一头一尾两句话没有改,中间三句都改了,第二句,“政府负责”变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变成了“社会组织参与”,“公众参与”变成了“政府治理、社会协同和居民自治”,实际都改了。但改了以后,十九大又改回去了,和十八大一模一样了,可能也是觉得十八届三中全会提的有点高了,实际情况还做不到。所以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在社会体制改革上来破题、探索。

这两者的关系,我一直坚持一个看法。社会治理创新,一定是自下而上的,社会体制改革一定是自上而下的。因此,社会治理创新一定是实践在前,社会体制改革一定是在后面。社会治理创新,是自下而上的,是在为自上而下的社会体制改革做准备的,或者说,社会治理创新,更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摸着石头过河。而社会体制改革,更需要有总体设计。

社会治理创新,创出了很多新东西。有些是能进入社会体制改革里的,有些进不去。能不能进去,主要看三个东西,就是社会治理创新成果,是不是具有“持续性、可普及性、比较大的关联性”。有的一开始创新不错,过了三五年,他自己都不搞了,那就没有可持续性,没有可能最后变成体制改革。还有搞得很好,比如华西村,但这个是特殊产物、无法复制,这样也无法进入社会体制改革。第三就是关联性,有的创新、改革,就事论事,改完了就结束了,但有些改革关联性很大,这个一改,上游、下游、侧面好多东西跟着来了。所以有可持续性、有推广性、有关联性的治理创新成果,就容易上升到社会体制改革中去。

二、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需要与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

在我上次做的课题中,讲了“为什么要重视社会治理创新”,也就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需要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特色,二是老百姓需求,三是原来的成功经验、传统做法遇到了什么挑战。第一个现实是社会特色,这个正好与我们社会的四个问题对上,一是我们自身所处的“转型社会”、二是“风险社会”、三是与全世界一起进入的“虚拟社会”;其中转型社会可以进一步细分两大特征“开放”与“多元化”,也就是开放社会、多元社会。这样排序就是风险社会、开放社会、多元社会和虚拟社会。

第二个现实是老百姓的需求,心理学有个需要层次理论,最底下的是生存需求,现在除了少数贫困人口外,其他的人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14亿中国人中,除了2千多万贫困人口外,其他人这个问题都解决了,解决以后,剩下几个需求,正好与社会特色一一对应。安全需求,正好碰上了风险社会,我们搞应急减灾维稳,但现在出了很多问题,原来的维稳做法,一定要改。“开放社会”,人流动起来了,心理学理论讲,一个外地人到了上海,到了华东理工,就要和周围的人交往。而这一块原来我们怎么管的?原来是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现在都残缺不全,但也没有完全取消,这里面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研究。“多元社会”,社会分化了,从人的需求讲,下面有被尊重、不受歧视的需求。原来我们是一视同仁的,大家绑在一起穷,改革开放以后,不一视同仁了,我们制订了一个大政策,就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来没有差别,还是拉开了差别。这个历史条件下,这个政策是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的,开辟了新局面,但现在这个问题要改。我现在理解,十九大报告吹响了向共同富裕迈进的号角,这也是一个问题。“虚拟社会”,老百姓有自我实现的需求,但“自我实现”分三步:第一是要把愿景构思出来,想出来,现在提出一个名,“梦”。第二步,要把它表达出来,第三步是把它做出来。表达出来,正好跟虚拟社会非常相关,现在网络发展,弄得我们焦头烂额。我们现在是消极的管、封的厉害,积极利用和引导比较少,而且管的人还不如被管的人。

我认为这四个东西就是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基础,或者说是创新成果最后提升的几个方面,也要作为社会体制改革主要的突破口。

第二点是社会治理创新、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目标要由近到远,现在就是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目标。我认为,近期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保障公共安全。以前我们一直讲应急管理,用应急管理统帅,但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或者说公共安全治理。第一步是要保障公共安全;第二步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现在这一块很重要,但这块和保障公共安全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宁可要保障公共安全,增加社会矛盾。像这次北京的治理(指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新建村“聚福缘公寓”突发火灾后的外来人口清理工作),不是在化解社会矛盾,反而在积累、增加社会矛盾,但要确保公共安全。第一位的目标是,确保公共安全,但等公共安全的情况有了比较好的改进后,重点一定是转到化解社会矛盾上来。化解社会矛盾又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化解现在存量的社会矛盾,二是减少新生成的社会矛盾。现在我们化解社会矛盾的力度不大,增加新的社会矛盾的力度倒很大。为什么?干部中流行一句话,“在发展中解决矛盾”。第三步目标才是培育自治社会,长远讲一定要自治。随着时间推移,最后、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自治社会,因为只有自治社会才能跟市场经济对起来。

而现阶段要解决突出的社会矛盾,主要有四个方面:一要消弥邻避冲突。现在这已经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很重要的因素。哪个地方要搞个设施、干个什么事,马上老百姓就闹起来了,一闹政府就马上宣布无限期推迟或者宣布永远不干了。最后反而是负面效益,老百姓觉得政府在偷偷摸摸干坏事。二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在“十二五”规划就开始作为死命令定下来,但现在为止,重大社会决策很少有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还有重大工程项目的风险评估,现在有的是形式主义走过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三是改革后新方式产生的风险。例如,第一政府任何一个部门采购东西,不准自己买,要到采购中心买;采购中心挂在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很高兴,但是抓的人很多,其他单位反而不出事了。第二是一个部门惹出来的祸,这个部门不管。第三是各个部门制定的规则,自己不执行,叫市容、城管执行。我对这个是有意见的,谁干的事,谁买的东西,自己负责;你做的决策,自己去干;出了矛盾,自己去处理、解决。四是创新网络世界治理格局。就是互联网+我们现有的治理方式,这个我就不展开讲了。

三、社会体制改革如何“改”?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怎么改?我觉得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借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一直到1992年,才摸出了目标,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社会体制改革,还没有鲜明的问题,这又回到了到底什么是“社会体制”的问题?用什么把它概括起来?现在还在摸索的阶段,还出不来,恐怕也要有好几年时间才能明确。

我们再来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之后,是如何做的呢?主要从两手。一手,原有的组织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把原有的企业改,一遍遍改,改到最后成为了“国企改制”。同样,在社会体制改革中,人民团体也要改,事业单位也要改,社会组织、社区组织,也都要改。但这次不会再像上次那样,让2千多万人失业下岗,但方向是一样。

第二就是培育性的,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就是要培育非公有制经济,个体户也好,民企也好,外资企业也好。现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就是社会组织,就是有新的组织上来。从一百年前五四运动开始,每次群体性事件,社会运动、革命行动,主力部队都是青年学生。但新世纪以来,群体性事件、集体上访,找不到青年学生了;甚至找不到机关、事业单位的人;这是因为机关、事业单位的人碰到困难,会找党委。现在没有党组织的社区的人,怎么办?这是我们社会体制改革很重要的一条,我们要让现在各种社会组织、社区内的组织,变得和机关、事业单位、国企一样,有责、有权、有资源来解决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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